饱蘸亲情的坚定写作

孙犁先生尚在病中时,有一天,他的女儿孙晓玲给我打电话。记得那是个冬日的上午,办公桌上满是稿件和报纸大样,晓玲先是谈到她对父亲病情的担心,接着又谈起对父亲的眷念之情。不久,电话那边便传来隐隐的抽泣声,这使得我的心情也骤然变得沉重起来。

晓玲给我打电话的初衷是想问我,能否在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上写一些有关她父亲的文章。那时孙犁先生久病卧床,早已不能写作。我当即回答晓玲,回忆文章不仅可以写,而且很有写头,因为你的父亲是孙犁。于是,从那之后的许多个日子,晓玲常会打电话到编辑部来,我们会就文章的内容和形式谈很长时间,每次都很投入、很动情,因为所有涉及到的细节都饱含情义。一方面出于女儿对父亲的亲情,另一方面也是我对孙犁先生的敬意。

孙犁先生卧病多年,晓玲和家人都是极尽孝心。与哥哥、姐姐不同的是,晓玲心里还埋藏有一个情结,那就是她非常崇拜自己的父亲,想再为父亲做些什么。父亲笔耕一生,早已在中国文坛确立了文学大师的地位,但晓玲眼中的父亲,始终是一位和蔼可亲、疼妻爱女的和其他普通人一样的父亲,他们之间充满了父女之情。

正是这种父女之情,让晓玲想到了回报父爱的一种最好的方式,那就是写出自己心中的父亲。在孙犁先生的子女中,晓玲是比较喜欢文学的一个,也正是由于她的这种爱好,更多地得到了父亲的关心和勉励。现在,在父亲的病榻前,晓玲萌生了一个既让她激动又感到责任很大的想法:她要动笔写写自己的父亲,她要让父亲的音容笑貌活在文字里,让女儿的感恩之心永恒在文章中。

晓玲对父亲的线年起便在孙犁先生任职过的《天津日报》文艺组工作,并在初做编辑时得到过他的扶助和关注。这些我已经在《忆前辈孙犁》一文中,做过详细记述。孙犁先生作为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的创办者之一,直到晚年仍然做着园丁工作,他是这块文学苗圃中的前辈的杰出代表。无论从哪个角度讲,我都应当支持晓玲的这个想法,而且,这是一个极难得的写作题材,应该很好地把握住。

孙犁先生的作品读者已不陌生,可是关于他写作之外的生活、家庭和亲人,这些方面没有人写,局外人也不可能写得了,而作为孙犁的女儿,晓玲有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。特别是在她守护父亲期间,亲笔记录了不少父亲对往事的回忆,这势必对她的写作起到不小的帮助。但同时这又是一项极艰巨的写作任务,需要连续创作并且始终保持高水准,这对晓玲来说也是一个考验。更为重要的是,这也将为孙犁研究者提供一份真实而鲜活的史料。

尽管这是一种极有难度的写作,但其独特的意义和史料价值无法估量。所有的写作计划,我和晓玲都是通过电话完成的,这种沟通和交流,超越了一般的编者与作者的关系。从文章的总题目“记我的父亲孙犁”,到每一篇作品的具体内容,都经过认真筛选和排序,在写这一篇的同时便定好下一篇的题目。我叮嘱晓玲,这组文章的情节必须真实,不能有虚构,别人说过的话和写过的文字,一概不要再用,包括不要引用他人已有的资料,即使孙犁先生的原著和评介他的著述也不要过多引用。这组作品,就是一个女儿写她的父亲,突出第一手资料的新鲜和生动。

那段时间,也就是在这组文章刊登之前,我们的通话往往带有感情色彩,每当说到父亲的一些细节,晓玲都会话语哽咽,就是在她查找的资料、抄好的稿纸上,也常会留下泪痕。2001年2月8日,这组文章的第一篇《战友情——记我的父亲孙犁之一》,发表在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上,记叙了孙犁先生与梁斌这两位作家之间的感人友情。将近一年半之后,当文章发到第三篇的时候,孙犁先生不幸病逝。这组饱蘸亲情的文字,是晓玲为父亲献上的最后一次花束,也是孙犁先生临终前,得到的一份最好的心灵慰藉。

从2001年2月8日至2010年7月8日,“记我的父亲孙犁”系列文章,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,总共发表了17篇。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中,晓玲始终保持着坚定的写作激情,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,她都没有放弃写作,按照我们事先商定好的篇目默默地写作着。每完成一篇,她都因感情投入过多而大病一场。这期间,每年的7月份,即孙犁先生去世的月份,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必定会在版面上刊发怀念文章,晓玲的作品经常是重点稿件。这组作品初发不久,便有出版社预约出书事宜,更有多篇文章被《作家文摘》《散文·海外版》等报刊转载,其中《摇曳秋风遗念长》一篇,不仅收入长江文艺出版社《60年散文精选·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》,还荣获了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金奖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“记我的父亲孙犁”见报篇数不断增加——这组文章终于有了自己的新书名《布衣:我的父亲孙犁》(三联书店2011年6月出版),该书收入了发表在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上的全部17篇作品。尤其令我感动的是,所有文章的落款处,均注明原载报刊及时间,不论这是否属于该书的一种体例,还是作者念及旧情,我都认为这是对原刊报纸的一种尊重和认可。当我重新翻阅书中那熟悉而又亲切的文字,不禁又回想起当年初读这些文章时,对孙犁先生的战友深情、师生友谊、家庭关爱,颇多感慨,而其中某些段落、章节和文字,使我依稀想起曾经斟酌、把握和修饰过它们:有的初稿因为素材密集进行过删节;有的则因某些内容与题目不符,被挪到别一篇里去;文章出现先父、慈父、爹等多种称谓时,均统一为父亲……那些留在原稿上的笔迹,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,皆因那是出自我对于孙犁先生的一份深情缅怀。

孙犁先生去世后的第6年,即2008年,天津日报社编纂出版了一套上下两卷本《孙犁文集·天津日报珍藏版》,收入了孙犁先生在天津日报社工作的53年间,发表在文艺副刊上的所有文章,包括一些注释及与孙犁先生共事或接触过的新老报人的回忆文章,计有百万字之巨。这部《孙犁文集·天津日报珍藏版》,显示出孙犁先生作为新中国报纸文艺副刊的早期创办者,在副刊园地打下的坚实基础和建树的崇高风范,将永远为后人所敬仰。时隔三年,由他女儿孙晓玲在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上撰写的“记我的父亲孙犁”系列文章,又以《布衣:我的父亲孙犁》为书名结集出版,填补了孙犁研究方面的又一项空白。

《布衣:我的父亲孙犁》和《孙犁文集·天津日报珍藏版》两书之间,似有一种血脉传承,在书的情韵及亲缘上形成并蒂之美,前者可作后者的别集,也可称为文集的续编。今后,无论孙犁研究工作如何深入,这部《布衣:我的父亲孙犁》,都将是别无二致的研究成果,它的特色和深意,独一无二。(宋曙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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